苏联短短70年历史，却发生过三次大饥荒，分别是1921-1923年，1932-1933年，1946-1947年。

三次饥荒，一次发生在列宁时代，两次发生在斯大林时代。如果说列宁时代的饥荒，多少还有“反动势力”作祟因素；那么斯大林时代的饥荒，则完全是人为因素。

在斯大林心目中，农民和沙俄贵族心目中的农奴一样，根本不算人，只是统计数字，是耗材，饿死他们，是必须付出的成本低廉的代价。

根据俄罗斯公开的档案，第一次饥荒饿死510万人，第二次饥荒饿死700万人，第三次饥荒饿死100—150万人，三次饥荒总共饿死1300万人。最严重的是第二次大饥荒，也就是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。

苏联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，发生惨绝人寰的大饥荒？主要原因根本因素，就是斯大林急于实现工业化，将农村视为“粮食仓库”，通过强制征粮的方式，将集体农庄的绝大部分粮食运往城市和工厂，甚至用于出口换汇，以支撑工业建设的巨额开销。

这种掠夺式的征粮，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村陷入绝境。

斯大林还有一个目的，旨在通过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控制人口和消灭富农——富农在经济上比其他人更成功，因此是阶级敌人，被学界称为“人为饥荒战术”。

乌克兰是欧洲粮仓，土地那么肥沃，插根扁担都会发芽，如果让农民自由耕种，根本不可能发生饥荒。如果乌克兰当年是个民主政体，根本不可能发生大饥荒。

斯大林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和牲畜，把他们赶进集体农庄吃大锅饭，把所谓的富农和种田能手，统统流放到西伯利亚，像屠杀畜生一样屠杀他们，所有东西都被没收。

在剥夺了土地和牲畜后，苏联军队关闭了边境，逮捕或者直接射杀任何试图逃跑的人。苏联政府要养活大量军队和行政人员，别的地方也缺粮食，就把征粮重心放在乌克兰，一时间横征暴敛哀鸿遍野。

1932年，斯大林亲自起草颁布了《麦穗法》，正是这项灭绝人性的世界上最恐怖的法令，将农民彻底逼上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
第一条明确规定：凡侵占、盗窃、私藏国营企业、集体农庄、合作社财产者，无论数量多少，均视为危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罪，定性为人民公敌行为，判处枪决，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。

这一条款彻底打破“数量决定量刑”的基本司法原则，将“盗窃”的门槛降到了最低——哪怕只是捡拾几穗麦子、藏匿一把谷物，都属于“盗窃”范畴，都要面临死刑的惩罚。

据史料记载，当时有农民因为饿极了，偷了集体农庄一公斤面粉，被直接判处死刑；有老妇人因为给奄奄一息的孙子，捡了半袋遗落的麦穗，被枪决后，财产被全部没收，家人被流放西伯利亚。

第二条规定：对于犯罪情节较轻、有悔改表现者，可免于枪决，但需判处不少于10年的监禁，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，此类案件一律禁止大赦。

这里的“情节较轻”，从未有明确的界定，在实际执行中，往往成为执法者随意处置的借口。有的农民只是在收割时，不小心将几穗麦子掉在地上，弯腰去捡，就被认定为“盗窃”。

有的儿童出于好奇，在田里摘了几穗麦子玩耍，其家人就会被牵连，以“监管不力”为由判处监禁。更残酷的是，“禁止大赦”的规定，意味着一旦被定罪，就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，只能在监狱或劳改营里耗尽余生。

第三条规定：对以暴力、威胁、恐吓等方式阻碍集体农庄生产、抗拒粮食征缴，或协助他人侵占集体财产者，判处5至10年监禁，情节严重者，参照第一条判处枪决。

这一条款进一步扩大了惩罚范围，不仅针对“盗窃”者，还将所有对征粮行为、集体农庄制度有异议或反抗的人，都纳入惩罚体系。执法队、契卡人员遍布农村，他们像猎犬一样盯着每一位农民，只要发现有人对征粮行为表示不满，或者试图阻止执法，就会被立即抓捕、判刑。

农民的种子都给搜刮走了，农民手上真是一粒粮食都没有了，导致次年春天无种可育，大饥荒由此发生。

有的农民因为恳求征粮队留一点粮食给孩子，就被认定为“抗拒征缴”，判处10年监禁；有的集体农庄庄员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饿死，偷偷分给大家一点粮食，被发现后，直接被枪决。

此外，法令还隐含着一项未明确写入条文、却被严格执行的规定——牵连制。即一人触犯法令，其家人、亲属乃至邻居都可能被牵连受罚，轻则被没收财产、流放，重则被一同判刑。

这种牵连制，在农村制造了极度恐怖的氛围，邻里之间不敢相互帮助，家人之间不敢相互包庇，甚至有人为了自保，主动揭发身边人“捡拾麦穗”“藏匿粮食”，原本和睦的乡村，变得人人自危、互相猜忌。

一个孩子因为捡拾了几穗麦子，其父母、祖父母就被全部流放，邻居因为没有及时揭发，也被判处5年监禁，这样的悲剧，在当时的苏联农村随处可见。

法令颁布仅一个月，就有大约8万农民被捕，在其实施的几年间，数十万人被逮捕、判刑、流放或处决，仅1932年全年，因该法令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就达22.4万例。

《麦穗法》彻底剥夺了饥荒中农民最后的自救手段，让原本就严重的饥荒雪上加霜，无数农民因为不能捡拾麦穗、不能藏匿粮食，最终饿死在丰收的田野上。